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军事上保持对伊朗的克制，主要源于对大国博弈格局的考量。俄罗斯始终将伊朗视为其介入中东事务的战略桥头堡，而中国则将伊朗视为牵制美国及其盟友、减缓对自身压力的重要地缘节点。在这种背景下，贸然推动伊朗政权更迭，可能引发与中俄的直接对抗，不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即便以色列想要打击伊朗，但在没有西方明确支持的情况下，也没有实力去挑战中俄。
然而，随着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战略重心难以覆盖中东，这给以色列和美国解决伊朗问题提供了契机。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在以色列境内制造严重恐袭，胡塞武装在红海攻击国际航运，再加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使以色列面临多线压力，这为以色列及其盟友提供了进一步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武装的正当理由。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伊朗采取更激进的战略，甚至推动其政权更迭，已成为部分西方国家内部讨论的现实选项。
颠覆伊朗现政权可能带来以下几点战略利益：
1、清除以色列安全威胁：切断伊朗对哈马斯、真主党及胡塞武装的支持，有助于显著缓解以色列的长期安全压力。
2、削弱中俄全球影响力：伊朗一旦失去战略独立性，将极大削弱俄罗斯在中东的立足点，也令中国在能源与地缘战略方面的布局遭受打击。
3、塑造新的地区秩序：伊朗政权崩溃可能引发中东地缘再平衡，为西方主导的新秩序创造条件。
尽管上述利益显著，但真正推翻伊朗政权的现实难度不容低估：
1、伊朗是一个区域性强国：人口接近9000万、军事体系完善、地理环境复杂，信仰体系统一，政权结构稳固，远非几次空袭所能动摇。
2、民主国家的制度限制：彻底颠覆政权往往需要地面部队介入。然而，以色列及欧美民主国家均面临国内民意制约，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历史教训使它们对再次发动大规模地面战争极为谨慎。
3、后政权的不确定性：哈梅内伊倒台后，伊朗的未来走向难以预测。如果真正实现民主化，其国内稳定性和地区影响力可能上升，成为一个更强大、合法性更高的穆斯林国家，这对以美而言未必是好消息。
正因如此，保留一个腐败而无能的独裁政权，有时反而更符合西方利益。一个被制裁孤立、内部压抑、外部受控的哈梅内伊政权，远比一个有能力整合民意、释放潜能的“民主化伊朗”更可控。
换言之，与其贸然推翻政权，不如让哈梅内伊继续将伊朗拖入落后与孤立，长期消耗其战略潜力。
然而，尽管如此，在当前全球意识形态逐步分化的格局下，民主国家之间正日益结成更紧密的政治、安全和技术同盟，独裁国家也在抱团取暖。在此背景下，伊朗作为反西方独裁轴心的一部分，其政权更迭自然符合西方民主阵营削弱全球威权主义影响力的总体战略。
因此，相比全面军事干预，一种更可行的方式是：
1 、暗杀高层（定点清除）：如2020年对苏莱曼尼的斩首行动，削弱伊朗军事统筹力。
2、信息战与政治渗透：通过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与组织培训，培植伊朗国内反对势力。
3、内部动荡战略化：扶持各类反对派系与地方势力，促使伊朗政权陷入内斗、失能甚至内战。
这种“低成本、低风险、渐进式”的干预方式，更符合当前西方国家日益谨慎和理性的战略思维。
综合来看，西方民主集团未必会直接派遣地面部队颠覆伊朗政权，但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干掉哈梅内伊”、扶持伊朗国内反对力量，通过定点打击与内部扰乱实现政权更迭，是一种更现实、代价更低、也更符合西方利益的路径。对民主阵营而言，与其推翻政权后承担“建国成本”，不如推动政权内部瓦解，坐收“去能力化”的战略成果。这是最优的选择。退而求其次，就是保留哈梅内伊政权，但通过手术方式，让其仅仅维持腐败、无能、独裁却难以对西方构成威胁，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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